离心率对创造、对那种“有意思”的体验，如果我们用“美”来统称，那么对美的追求其实一直像是在寻找一种创造的以太。许多人都研究过这种东西——什么神性、人类学、符号、仪式，这些在人类群体进化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确定。它们可能有些影响，和聚落、生物学、政治、进化过程交织在一起。但到了现在这个机械飞升、资本主导的时代，人们其实早已把“美”的执念放下了，甚至会觉得那只是酸溜溜的文艺腔调，或者是某种个人强加的终极偏好。我不喜欢那种居高临下的审美视角，也不觉得只有某种东西才算美，别的就不美。可是在创造的过程中，如果心里有某种信念、一个属于自己的定海神针，那其实就是在为自己“造神”。我相信，苹果时代的乔纳森·艾夫就做到了这一点。他的设计是学院派的典范，是人文价值的胜利。在AI飞升的今天，这种精神甚至可以和当年的经院哲学相提并论。
说到底，艺术创造力在很多时候看上去都是“无用”的。复旦有句民间校训——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。我们通常用人文的方式去解读它。但我也想讨论一下工业化时代对这种“无用”的理解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其实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的体现。对于当下中国那些还愿意为创作奋斗的年轻人来说，如果做的不是直接带来物质增长的技术创新，而是更偏文化的工作，就必须正面回应这种存在主义的问题。其他领域可以不需要，但文化领域绕不过去。
对于这种存在主义的回应，有一个有趣的角度，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另类投资。它有点像“坐电梯”——比如投资人，他们坐在电梯里，不用下场亲自做事，只需要配置资产、支持团队。团队的成功与失败、成败的体感，都与他们关系不大；他们不会体会到失败的痛苦，也很难感受到巨大成功之后那种狂喜。他们是观察者，是坐电梯的人，所以不会筋疲力尽，但可以因为自己的决策正确而获得巨大的收益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艺术创造力、判断力、审美力，这些“美”的东西，其实也是一种“坐电梯”的事。它们本质上属于社会的局外人，是在观察、思考，然后施加文化影响力。这一类工作整体上更像“坐电梯”的事情，不用经历太多现实的毒打和冷落，虽然也需要在领域内部承受一些压力，但大体不用暴露在最严苛的现实环境中。只是，在某些关键时刻，这种力量会起到巨大的作用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文化创造力带来的影响和价值，往往最终属于大众，是一种公共资产。像一种美妙的洞见或思路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全体共享的。你可以拥有署名权、名誉权，如果有幸的话，甚至能被历史记住一段时间，就像在人类记忆中留下存证。但更大的意义上，这些成就都是公共性的，大家其实是在做公共服务。如果让艺术家走资本原始积累的路线，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创造会变成私人玩法，只剩下和资本相交的那一小块。这必然限制了创意空间，也大大缩小了受众。我不是说极其资本导向的创意不好，它当然也有意义，但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更大部分的创造，其实逻辑完全不同。
“伟大的艺术家被时代铭记”这句话，其实并不准确。伟大的艺术家，某种意义上已经融入了人类精神信仰本身。他们的自我被消解，成为了人类集体精神的一部分。
伟大的艺术家会“飞升”，这就是他们的飞升。
这样的飞升是没有目的性的，它就是创造本身。它不依赖价值信仰，不追求人类历史的重要性，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人生意义。更准确地说，它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，是人类无数探索方式中的一种。在我们不断盲人摸象、管中窥豹、向前走的过程中，正是这些创造和探索，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和边界。它是一种creative bundle，也可以说是探索力的组合。这股力量已经是凝结在我们身上的神性了。
务实的maker爬楼梯，审美的创作者坐电梯，我们都在飞升。不过电梯没有逃生通道。不过这种信仰之跃本就是惊险和“作为献祭的一部分”的，这本身就是美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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